本文作者：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研究管理部 张伟

　　当前经济的压力较大，叠加外部环境起伏不定，市场对银行资产质量的关注和担忧有所加大。对此，有必要回顾一下历史上的两次“不良发生潮”，或许能够为我们分析当前问题提供更好的视角。

　　1979年“拨改贷”，才有了“贷款”的概念，进而有了“不良贷款”。自1991年开始，伴随着改革开放以来对经济发展模式的摸索，银行的不良率也一路飞涨，到了1998年底，中国银行业不良贷款率高达33％，有外媒称其已“技术性破产”，这可以视为我国《商业银行法》立法以来第一波不良发生潮。

　　此后的十年里，四大行经历了财政注资及不良贷款政策性剥离，到2008年11月，农行完成最后一笔政策性坏账剥离，标志着我国真正意义上的商业银行时代来临。

　　与此同时，“四万亿”刺激计划展开，2009年、2010年新增信贷投放分别高达9.59万亿、7.95万亿，短期内集中、大量投放的信贷，质量难以保证。结果是，2012-2015三年间，商业银行不良率快速上行，到2016年上行趋势才有所缓和，不良率阶段性触顶，这是第二波不良发生潮，从0.95％上行79BP到1.74％。

　　回到当前，再看一下银行的资产质量指标。2018年前三个季度，我国商业银行不良率依次上行1BP/11BP/1BP到1.87％，主要因为监管要求银行严格不良认定标准，在6月底之前将逾期90天以上的贷款统一纳入不良。此前，大部分农商行不良认定标准较松，受此影响不良上升较多，2018年前三季度农商行不良率上行107BP，城商行上行15BP，国有大行下行6BP，股份行下行1BP。

　　因不良的发生滞后于经济下行，四季度经济压力加大，贸易摩擦波及到外向型企业，可能会影响到2019年下半年银行的资产质量。然而，这会是第三波不良发生的起点吗？个人认为这种可能性不高，即使不良生成有所扩大，其幅度也将显著小于上一次。

　　银行不良率的升高经常是结构性的。如果用细分行业的不良率比上整体不良率的倍数来衡量，可以发现不良暴露程度有高有低，各行业在贷款中的占比也有大有小。当部分行业不良暴露程度较高且贷款占比比较大时，比如制造业、批发零售业等，伴随经济下行，整体不良率就会面临上升压力。相反，不良暴露程度较低且贷款占比也较大的行业，就会成为不良率的稳定器，比如零售贷款里的住房按揭贷款。

　　2005-2016年这12年间，从整体商业银行来看，制造业、批发零售业的平均不良暴露程度分别为1.7倍、2.0倍，平均贷款占比分别是21.5％、10.3％；住房按揭的平均不良暴露程度为0.3倍，平均贷款占比为14.8％。但近年来的趋势是，零售贷款的增速渐渐超过了对公贷款，尤其是住房按揭，贷款占比持续提升。

　　随着住房按揭等零售贷款成为贷款的主力，经济下行对银行资产质量的冲击已显著弱化。从2008年到2018年6月末，按“老16家”上市银行口径统计，银行住房按揭贷款占比从15％上升至26％，对公不良易发行业贷款占比从31％下降至20％，两者的占比在一升一降之间，发生了11个百分点的交换，银行的不良发生结构已发生根本变化。尽管在经济下行时，不良易发行业，如制造业、批发零售、采矿业、农林牧渔等的不良暴露程度会升高，但住房按揭等零售贷款的不良暴露程度却能稳定保持在较低水平，体现出较强的抗周期性。

　　因此，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背景下，整个银行业面临的不良压力会加大，但资产质量仍会处于可控阶段，无需过度担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