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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日上午9点30分,原交银施罗德投资总监李旭利涉嫌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一案,将在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我们为您现场直击,敬请关注。

等候在法庭外的人们。

等候在法庭外的人们。

法庭现场

法庭现场

李旭利进入法庭

李旭利进入法庭

  审判长两次提醒李旭利声音大一点。

  法庭工作人员宣读了李旭利案件的情况。提到2009年4月,李旭利利用非公开信息交易工行,建行。

  李旭利表示,成交指令并不是由自己来执行。营业部的人当时希望能完成交易量,自己当时建议买两三百万股工行建行。但是当时并不知道营业部的人是否买了,更不知道买了这么多。

  法院工作人员:你提及自己有坦白情节,但是后来又翻供了。希望你这次坦白从宽。

  李旭利否认曾经翻供。

  李旭利表示,07年5月,李旭利妻子袁雪梅,在五矿开户,其资金是有招商证券转过去的,本金在三四千万。

  法庭工作人员:你之前的笔录,亲笔供词中,都是委托李志军交易的。为什么后来包括今天,你提出对他有一个两三百万的授权?

  李旭利:之前录口供的时候想说,但被审讯人员打断了。而且自己也不知道这个金额很重要。

  法庭:你后来自己操作股票的时候,自己知道旗下基金经理有买相关股票吗?

  李旭利:实际上我并不太看得上其他基金经理的水平。

  李旭利律师:在李旭利的笔录中,你妻子的名字出现过袁雪梅及李雪梅,你妻子的名字,怎么会记错?

  李旭利律师举证笔录中多次矛盾,暗示笔录不准确。

  李旭利:我自己妻子的名字,肯定不会记错。

  李旭利律师:对于媒体报道的逃匿,你承认吗?

  李旭利表示逃匿这是无稽之谈。我最早2010年就知道证监会在调查了。如果想跑早就可以跑到国外,但是我一直在配合调查,主动和各方面沟通。如果要知道案件已经转到经济侦查那边,我肯定不会去北京。

  进入公诉人举证阶段。

  举证完毕。李旭利表示不需要再次确认证据。但是强调自己在交银施罗德投资决策委员会的意见只是建议,没有强制性。

  李旭利律师提出:第一,笔录中,关于李旭利家庭的基本信息错误百出,对于更复杂的案情,是否严谨,请法庭注意。

  李旭利律师提出:第二,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李旭利“主观故意”的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他所做的投资决策,都是基于自己的专业判断。

  李旭利律师提出:第三,2008年3月,李旭利曾经进行股票操作,但是那已经没有关系了。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是2009年2月28日生效的,在那以后,李旭利早已停止了操作。

  公诉人宣读李旭利笔录后,李旭利律师再次发言。表示,不应用最终李旭利股票抛售价格作为涉案金额。在交银施罗德4月21日卖出之前,李旭利并没有卖出,甚至等到5月27日,李旭利从交银离职,都没有卖出,如果是老鼠仓,应该会先于基金公司卖出。最后计算获利金额,也应用5月27日股票收盘价,而不是以后卖出的价格。5月27日的股票价格要远低于最后卖出的价格,基于有利于被告的原则,请法庭注意价格差异。 另外,工行172万元的分红,不应计入交易获利金额。

  公诉人回应:只要利用了非公开信息进行交易,不论是否卖出,法律上都是老鼠仓。非法所得,应该包括红利。

  李旭利律师继续表示,李旭利买入工行,建行的价格,大约是交银买入价格的中位数。当时交银旗下基金所持股票,涨的最好的是煤炭和房地产,如果李旭利想做老鼠仓,他就应该选择更高收益的股票。

  李旭利表示赞同律师所言,自己并没有主观故意性。

  公诉人回应:李旭利选择买什么股票,只是投资风格问题,并不减少行为危害性。

  审判长宣布休庭。下午一点继续。

  下午庭审开始,文件宣读中。

  公诉人在陈述李旭利罪名的最后,描述了李旭利案件的危害。李旭利曾经是基金行业最耀眼的明星,而其加入交银以来,其违法行为几乎贯穿始终。

  公诉人表示,李旭利案有三点危害:第一,危害了市场参与者,投资者的利益。第二,危害了基金行业的信誉。第三,危害了整个市场,有违公正公平公开和诚信的原则,并扰乱了经济秩序。

  不要因为做出贡献,就要放松对他的管理。

  李旭利律师: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构成要件必须包括“利用”,但是目前除了李旭利本人的口供,并无其他证据证明主观故意和客观事实。

  利用,必须是以获利为目的的使用。根据刑事诉讼法46条,只有口供,没有其他证据,不足以认定。李旭利没有“利用”公司非公开信息的主观故意和客观事实。另外,即使有口供,也是错漏百出。

  李旭利律师表示,4月6日,李旭利和李志军是否通话并指示买入工行建行,是最重要的核心信息。

  第一,通话时间现在有两个版本,4月6日与4月7日,而交银买入的时间是4月9日。如果时间不确定,不排除是4月9日以后买的,那就不够成犯罪。

  第二,是买两三百万还是全仓买入,差别也很大。现在当时的通话,并无见证者。

  第三,并不能排除李志军为了增加营业部交易量,有天然购买股票的动力,不能排除李志军自主买卖股票的可能。

  庭中,李旭利律师多次提到刑事诉讼法46条与53条。其强调,只有口供,无法认定有罪,证据必须充分,每一个重要的事实,都要有证据证明,并且必须对证据排除合理怀疑。

  【背景——相关法律条文】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充分确实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

  李旭利律师:在被告李旭利是否存在给李志军口令,进行股票买卖上,除了口供,没有其他证据,所以,不构成充分证据。

  公诉人指出,李志军并无动力擅自给他人进行交易,仅从完成交易量指标,一次五千万的单向购买,并不足以很大程度上影响一个营业部一个月的交易量。

  公诉人指出,李旭利之前进行股票操作,从来不假手与人,对李志军的交易,事后也没有反对,也没有改变交易密码,对李志军的权限进行限制,事后所有利益也归到自己。李旭利必须负全部责任。

  公诉人指出,如果纯粹为了打交易量,完全可以买其他交银施罗德基金没有购买的公司。在当时的市场环境下,金融股有很大的上涨预期,李旭利无疑是利用了整个团队的资源进行判断。

  公诉人总结:李旭利的确有利用职务便利,有利用未公开信息,有对李志军进行电话委托,应该对所有非法交易所得金额负责。公诉人宣布陈述完毕。

  李旭利律师表示,不能把对李旭利有利的事情,都推测为他主动做的。就算理智推测应该是这样,他当时脑袋搭错了可以吗?律师强调,不能对李旭利做有罪推定。

  审判长总结归纳:双方核心观点在于四点。第一,李旭利是否有向李志军下指令。第二,李旭利的投资,是基于个人判断,还是利用了职务便利、利用了基金公司的建仓时机。第三,是否伤害了基金持有人的利益。第四,对于犯罪金额的认定。

  李旭利进行最后的被告陈辞。李旭利表示,最开始知道被调查时,自己与家人都在国外,但是自己并没有逃避,而是回国配合调查。

  李旭利:当时如果知道已经转为经侦,就不会离开上海。

  当时上海证监局,说我手机打不通,所以未能直接我去配合调查,但是其实我们有留我爱人的号码进行联系,种种误会,我失去了自首的机会。

  李旭利:这件事情,我不是完全无辜,也不是主观故意,作为大型公司总监,如果我想自首,也是有很多机会的。

  审判长宣布庭审结束,另行宣判。

  采访律师时,律师表示估计再过一个月才能出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