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股票更疯狂的是基金。2006年12月1日,基金新增开户数达到15万户的天量。12月7日,嘉实策略增长基金创造一天发行419亿的世界纪录。据银河证券统计,2006年基金的资产净值总规模超过8500亿元,当年新发基金规模为3907亿元,超过过去四年新基金发行总和。
银行甚至典当业资金也流入了股市。投资者利用招商银行、浦发银行等银行的“循环贷款”业务将固定资产转换为流动资产。李显看好一个行情不错的潜力股,却苦于没有足够的资金购买,于是他来到一家典当行,在出具了房产证等相关资料后,典当行工作人员迅速为他办理了相关手续,并按比例将相应资金划入了他的股票账户。
一些做实业的投资人开始将运营资金转入股市,有投资者开始使用信用卡透支来炒股。国外资金也通过地下钱庄蜂拥而入,媒体报道资金量达到800亿美元。
泛滥的流动性追逐着稀缺的股票,资金和股市共振,上证指数跨越1600点、1800点、2000点之后向3000点高歌迈进。但是,资金会在潮水般涌入后如潮水般抽逃,由资金堆砌的股市多米诺骨牌可能因为一次小小调整发生崩盘。
从2007年1月31日到2月6日,基金公司应对赎回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基金公司把前期持续营销的资金拿出来应对赎回(前期不少基金公司通过分红,把基金净值降到1元附近,进行持续营销,获取不少新增资金);第二种情况是,基金卖出股票应对赎回。上投摩根基金为了维护投资者利益停止持续营销,基金净值在此次赎回中大幅度受损,上投摩根中国优势基金一周之内跌幅为9.73%。
这只是一个开始。如果基金赎回不被及时扼阻,基金公司持续营销的资金将很快被耗光,更多的基金会加入卖股票—兑现现金—应对赎回的大潮中。
而且,更多资金准备先于基金逃逸,一些私募基金已经在市场调整的前两周减少了仓位。北京一家投资公司总经理黄先生说:“资金是很多,但随时都会流出。每次市场调整时,基金从来不是主导力量。”
如果大量资金流出股市,中国A股市场很可能会出现湘财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金岩石所描述的“牛熊急转弯”现象。不过转机正是在这样一个时候出现的。当年台湾股市在一年之内上升80%,继而在一年内下跌76%;2001年3月,纳斯达克急转直下,一年时间就从5100点跌到1800点,之后半年又跌到了1200点。
没有人愿意看到类似现象在中国市场发生。
2月6日开盘一小时,上证指数即跌去71点到2541点。这已经接近传说中2500点的调整目标点位。然而,股市跌势似乎仍没有止步的迹象。10点30分,中国证监会传出消息,5家基金公司的新产品获批。
2月7日,基金单边赎回的状态改变了,很多基金公司转为净申购。沪深股指随之反转。
危机尚未根除
由基金赎回引发的危机并没有根除。
推动此轮股指上涨的主要因素是中国股市股权分置改革完成后的“制度性溢价”、人民币升值的“溢价效应”、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预期和中国股市处于估值低点。
到2006年10月,与当年初相比,股指上涨幅度超过50%,中国A股市盈率从14倍升至22倍左右,但是到2007年1月,A股平均市盈率已经在32倍左右,位居世界股市前列。
2007年1月初,经济学家吴敬琏认为中国境内流动性过剩,起码有30万亿元的热钱在市场中兴风作浪。之后,前摩根士丹利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谢国忠也提出了“流动性牛市”的论调。1月30日,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成思危在中国-中东峰会上也表示,中国股市正在形成泡沫,
政府调控之手悄然而出。
2006年底,政府已开始从资金供给和宣传两个层面调控股市上涨的节奏。
2006年12月,中国证监会暂停了对股票型基金发行的审批,中国银监会则严令禁止银行贷款进入股市,甚至国资委主任李荣融也强调,已经上市的国有企业不许炒股票。2007年年初,央行即提高存款准备金率,银行间利率不断上涨,加息传闻也不绝于耳。
中国证监会主席尚福林和国家统计局局长谢伏瞻各自在公开场合向社会公众提示股市风险,动员基金公司宣讲投资基金风险。中国国家信息中心预测部主任范剑平说:“2007年股市将取代固定资产投资成为宏观调控的主要对象”。
“市场无法在这些因素的干扰中上涨。”券商分析师说,正是政府的调控按下了股市的“牛头”。
1月31日,股市创出自1999年以来最大跌幅,由此引发了大规模的基金赎回,虽然只有短短5天,却几乎触发崩盘危机。“很多持有人都担心市场见顶,对市场未来趋势感觉迷茫。”易基策略基金经理肖坚的观点代表当时多数基金经理的心态。
大跌之下,政府调控之手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在打压和拯救股市的边缘权衡的监管者这一次选择了拯救。
中国证监会首先放开了对基金分拆的审批,短短一周之内就有交银施罗德精选、易方达积极成长和建信恒久价值多只基金分拆方案获批,2月6日,中国证监会公布5只新基金获批发行,并组织券商和基金公司人士讨论当前股市调整问题。
此时,距离证监会宣布暂停新基金发行不过1个月。
经济观察报